文 / 鄭揚宜
日昨在清大校園與同學一同觀看韓國電影「華麗的假期」，如果望文生義，這一片看起來有著印象中一貫的韓劇情節：豪門情仇、世家恩怨和星星男女情愛等等，但其實這片講的是韓國發生在1980年5月18日的光州事件(又稱518光州事件)，片名是當時軍政府鎮壓光州抗爭的軍事行動代號。
王夫之在《薑齋詩話》裡說：「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大概是這一片在拍攝手法上最好的說明了。電影以成熟的編劇和情節，生動而寫實的描繪光州事件始末，甚至用心的重建現場，還原當時許多細節。當然，我知道這仍是基於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但多次觀影和帶領討論這一片的經驗，仍然讓我每一次都在震盪的思緒中又笑又哭，沉浸在巨大的後座力中久久不散。
片中演員都是韓國著名的影星，李準基、安聖基、李相基、李璦媛等等，電影將各種影響事件發展的內外因素都呈現出來。或者，也可以試著想像，如果請國內當紅的影星演出台灣各種至今仍以「具爭議性」作結的事件，看看有沒有演員敢不畏政治與票房影響擔綱演出。
片中演員都是韓國著名的影星，李準基、安聖基、李相基、李璦媛等等，電影將各種影響事件發展的內外因素都呈現出來。或者，也可以試著想像，如果請國內當紅的影星演出台灣各種至今仍以「具爭議性」作結的事件，看看有沒有演員敢不畏政治與票房影響擔綱演出。
這個差異中，或許可以發現韓國與台灣主體性和國力消長的線索。
1980年，韓國人民逐漸對軍事強人的威權統治感到厭惡，知識分子以及大學生更積極要求實行民主政治。當時繼任遭暗殺之朴正熙總統的崔圭夏，以防止朝鮮入侵為名宣布戒嚴，然而軍事強人全斗煥不僅藉機擴大戒嚴，更鎮壓示威抗議的大學生。位在韓國南部全南道的光州市，由於族群和階級等各種原因而成為針對的重點。
隨著對立越來越嚴重，5月18日終於爆發了令人震驚的流血事件，軍方開槍掃射示威群眾。爾後群眾奪得軍火，組織市民軍與軍方對峙，根據資料顯示，當時光州市民團結成共同體，埋鍋造飯齊心對抗政府。軍方短暫的撤退以及美國航母的移防，讓一向親美的韓國、乃至光州市民誤以為即將迎接勝利，不料美國的目的在於維護「區域和平」，在美國的默許下，全斗煥以武力鎮壓血洗光州暫時結束抗爭。
這次動盪以及隨後的武力反美事件，是使韓國社會從親美轉變為反美的關鍵，因為人民了解到，國際間只有利益而沒有正義。如果這樣說太武斷，那換個說法，「事情總有個順序」。
韓戰後，作為韓國保護者的美國，其東亞地區地緣政治的重點，是以其「盟友」作為圍堵共產蘇聯勢力的代言人。而這個想像的島鏈，日後更兼之成為美國坐收軍事、經濟、政治等多項利益的關鍵，當時反共獨裁的東亞軍事強權，執行的也都是與美國交相利之各種內外政策。重要的是，對美國來說，「反共」才是重點，「獨裁」與否不會是號稱自由民主國家太過關心的問題；另一方面，對親美、附美的獨裁政權來說，反共真是個好東西，所有的反對聲浪，只要安上共產黨或間諜這幾個字，就是執行血腥鎮壓的十足理由。
然而，儘管光州事件讓人震驚，但並未立刻鬆動軍事強人的統治。當時韓國經濟甚至還歷經為期二十年的高成長，可見，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並不能畫上全然的等號。這一點在其他東亞國家亦然，兩蔣威權時期所實施的計畫性經濟，以及隨後開放的自由貿易政策，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基礎，而這也是在地緣政治中成為美國政治/經濟序列的一個重要環節。因此，挾持著經濟發展作為後盾的軍政府，仍然可以此穩定位居美國重要盟友之列，就算嚴厲批判高壓統治的聲浪持續加強，韓國社會渴望的民主自由仍未見曙光。
不過，付出的代價不會白費，從朴正熙及全斗煥時期開始申請的漢城奧運此時雀屏中選。對韓國來說，現在原本正是抬頭挺胸、揚眉吐氣，提高個人及國家地位的時刻，但民間呼籲民主的聲浪卻一波大過一波。示威抗議的力道越來越強大，甚至出現大學生遭政府施以酷刑致死，以及為平反光州事件而自焚的悲痛事件，國際奧委會警告韓國，如果動盪情況持續下去，將會解除奧運主辦權。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經得起這樣的衝擊，因為奧運從來不是單純的體育盛事，對內負有帶動產業發展提振經濟的責任，對外有拉高國際聲望展現民族自信等多重目的。當時軍政府陣營的總統參選人盧泰愚，不得不簽署反對派人士主張的各種民主條款。但是全斗煥和盧泰愚萬萬沒想到，為了鞏固自己歷史地位的申奧大業，卻讓自己成為日後的階下囚徒。
1992年盧泰愚任期結束，由反對黨領袖金泳三當選總統，終結了韓國數十年的軍事政權。1995及1996年，全斗煥與盧泰愚也因為涉嫌在光州事件中屠殺百姓與收受企業不當款項而被控內亂罪與貪汙罪，並於1997年分別判處無期徒刑和十七年徒刑，創下兩任前總統手牽手在法庭受審的歷史畫面。同時韓國政府成立清算委員會調查光州事件，將蒙冤的暴徒正名為義士。此舉最大的意義或許在於，讓光州事件正式攤在陽光下並獲得平反，而不會被政客每逢選舉就把族群、或大國問題拿來當成政治提款機。
當前的韓國，有難處有亮點、有黯淡也有光彩，但韓國社會為了追求自由付出過巨大的代價：「光州事件的慘痛教訓」、「社會要求民主自由聲浪不曾停止」、「正視地緣政治大國勢力的現實」，以及「落實轉型正義使族群與認同不成問題」等等，韓國之所以是現在的韓國，絕對有超過以上種種更多理由。
台灣與韓國在地緣政治上有太多相同的地方，經常被拿來做各種比較，但對於韓國今日的自信，我們總是習慣用「民族性」三個字輕易打發。
就讀博士班時有一位相當要好的印度同學，有次因為某件事情與他開玩笑，我不經意地說：「印度時間總是比較慢。」那位同學立刻收斂笑容，嚴肅的說：「印度很大很複雜，不是同一個刻板印象可以完全解釋和代表。」這段話讓我汗顏不已，除了立刻向他道歉之外，也修正我對這種自認無傷大雅，事實上卻時時造成傷害的觀念。尤其，傷害的不只是對方，更因為無視於條件的複雜，看不到別人的同時，也看不到自己。不僅簡化了對方，也無視於自己的無知。
台灣這一波的主體性建構過程，基本上是對立於對岸而成立的，也就是只要有異於對岸就是有益於台灣(當然，近日因為棒球而起的許多討論會把焦點轉向為殖民過台灣的日本)。這樣做，很容易把兩個各自有著複雜脈絡又相互影響的群體，同質化為兩個相對異質的大的個體。然後，我們就只能從對象來定義自己，卻忽略了台灣在地緣政治上除了中國以外，還有日本、韓國、東南亞，以及美國深入骨髓的各種顯性與隱性影響，以及如何在其中務實地發揮彈性，找到更有利於我們自己的位置。
前日下午，我與一位幾年前來台灣清大交換，畢業自北京清大的朋友見面。幾年不見自是相談甚歡，朋友目前在瑞典就讀社會科學研究所，前次交換期間，對於台灣的各種現象都相當關注。他看我揹著台灣農村陣線印有「農用」字樣的書包赴約，開心的說他也有一個，並且背到瑞典去。然後朋友說，他在當地學校裡遇到一位來自台灣的交換生，那位同學看到他背著農用書包，興奮的跑去問他說：「你是台灣人嗎？」朋友說：「我從中國大陸來。」那位同學臉色一變，立刻掉頭走人，日後在校園見到面，朋友即便眼神對到他，對方也裝作沒看見一樣。
也許到了國外，「敵我意識」容易變的強烈，或也許這位台灣同學只是少數特例，但這種「漢賊不兩立」的主體意識，卻是台灣國族建構過程的某種具體呈現。
但是我覺得，好可惜啊！這位同學失去了一個深入了解中國大陸多元性的機會。我這位具有中國少數民族背景的朋友，進行中的碩士論文甚至是寫「臺北女同志運動與其社會化媒體使用」，比絕大多數台灣人更深入台灣。集這麼多元素於一身的機緣，在這位台大同學眼中，竟只有中國兩個字而已。在他轉頭離去的那一剎那，也許是台灣主體意識最高潮的時刻，但這種主體性瞬間關閉所有可能，何其可惜又何其脆弱。
也許，下次媒體又拿台灣與韓國一起比較的時候，我們關注的不再只是「大學起薪如何」、「產業升級如何」、「品牌行銷如何」等等，然後要不是二分法的既感慨又羨慕韓國能而我們為什麼不能，要不就是略帶酸味挖掘韓國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困境。重點是去了解韓國「如何能如何」，因為注意到這些「如何」的具體脈絡，才能真正讓我們回過頭檢視台灣，「經歷過那些歷史進程」、「轉型正義究竟代表什麼」、「受到哪些內外勢力影響」等等，而不是忙著藉由單一化對象來定義自己。
否則，我們只能身陷族群政治泥潦而不得脫身，每逢選舉，屢次成為政客的政治提款機，也就不讓人意外了。但最弔詭的卻是，再怎麼華麗的主體性，其實也還是建立或依附在原本所要遠離的對方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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